立法者可以在宪法框架内调整已经设定的目标或其实现程度，一旦作出调整，相同有效的最小限制手段也会随之变化。

系统瑕疵，则更多被归入事实行为，即使因此产生了对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影响，也有复议、诉讼的可能性。……其他应予消除的情形。

该情形实际上是由于系统发送失败，导致该公民未获得相关短信。其次，举证责任的分配或者相关问题的解释都应本着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角度来进行。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应当定期进行维护、保养、检测，保持功能完好。这种自动化行政是否还须遵循传统的行政程序法要求？相应的后续救济措施应当为何？这便是对自动化行政带来的瑕疵指令所应当考虑的法规范基础。(三) 瑕疵指令救济的传统行政法学基础 对自动化行政中的瑕疵指令救济除了上述权利基础之外，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其指令的相关救济可归入传统行政法视域中的哪些范畴之内。

⑤ 参见《上海市医疗卫生人员权益保障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40号，2021年3月1日发布）。还有，电子监控设备由于其固有的缺陷，可能会无法辨识某一时刻的特定行为所导致的错误判断。如果没有制度化的试点情况报告和评估机制，改革试点极易沦为一种改革的装饰。

[72]参见秦前红、刘怡达：《论法律的暂时调整和停止适用：基于规范的实践考察》，载《南海法学》2019年第3期，第7—8页。首次授权改革试点的期限不宜过长，如果存在到期后仍无法评估试验效果的情况，则可以再采取延长试点期限的做法。例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规定，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提案人和有关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部门应当提供有关的资料，同时提案人应当向会议提出关于议案的说明。而针对自主性立法，它可以直接、自主地作出授权改革试点。

（3） 2015年《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方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和有关问题的决定》。（11）2017年《关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12）2019年《关于授权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

王建学：《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应遵循比例原则》，载《法学》2017年第5期，第42—43页。其实，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层次的改制或创制往往涉及一般法律制度的变动，继而该类授权内容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前述两类决定。（三）地方性法规改革试点授权者的双重角色 随着授权改革试点制度向下铺展，地方性法规改革试点也是授权改革试点的重要构成之一。[31]如何考虑对我们的制度结构及遗产的最佳理解，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思考历程。

人大授权决定选择了北京、南京、福州、广州、武汉、西安等18个设区的市进行试点，正是考虑到上述地区案件基数大、类型多，具有典型性、代表性，有利于检验试点效果。须特别提及的是，若地方人大滥用授权暂时调整或停止地方性法规适用，则存在架空上位立法，进一步滋生地方保护主义的制度风险。[12]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下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栏目搜索和整理而获得，2020年5月16日最后访问。最后，经过授权明确性原则、比例原则逐层深入的遴选，最终选定最佳授权方案。

有学者试图通过宪法解释，将2015年《立法法》修订前的授权法律改革试点归入《宪法》第 67 条第2、3项之规定范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修改权、部分补充权），而之后诸项授权试点的最终依据，可视为来自《宪法》第 67 条第22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也有论者言及，在改革背景下穷尽宪法解释，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律的部分补充和修改职权以及对自定法律的修改职权，理解为蕴含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适用法律之意，也并非完全不合理智。

全国人大一经成立，就拥有全部国家权力，包括制宪权（超宪法机关）。《关于延长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限的决定》则规定了试点期限延长一年。

[22] 不过，全国人大地位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论居于主流地位。[35]参见高鸿钧，等：《法治：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187页。[56]《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市人民政府调整适用《杭州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的决定》，载《浙江人大（公报版）》2016年第1期，第26页。[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3]参见丁伟：《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制保障的探索与实践》，载《法学》2013年第11期，第111—112页。（9）2016年《关于军官制度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更富有意味的是，除前项决定外，余下的18项决定均没有论涉宪法依据问题，似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而非宪法成为国家一切权力的正当性来源。

功能主义的权力配置观不再简单机械地拘泥于权力相互掣肘、削弱，而是以国家功能的最优化实现为取向。这就容易导致运用比例原则时，形成一种缺乏事实支撑的主观臆想。

[50]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审议该草案所进行的论证则显简略，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改革要求，加强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是启动授权必要性的论证内容。而且，所谓的明确性从其产生之初，就无法摆脱解释者主观性的诟病，其标准自身充满不确定性。

以授权内容为标准，通过缜密地梳理，可以发现这些授权决定存在三类实践形态。因此，当刚开始无法把握改革试点期限长短的情况下，不宜设置过长的期限，而宁可采取略显保守的延长期限的做法，结合具体经验抑或教训再决定是否适当延长。

不过，授权者也确实根据实践的客观需求，通过具体行动弥补了应然规定所存在的局促性，甚至通过实践发展了规范。然而，考虑到宪制改革的特殊性及重大意义，将其单列为一类也并无不妥。经过授权明确性原则、比例原则逐层深入的遴选，可以最终锚定最佳授权方案。[29]参见［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4页。

摘要:  人大授权改革试点主要展现为人大授权暂时调整或停止适用法律、地方性法规，其制度运作旨在调和改革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在当前宪制结构下人们对其正当性仍存在一定的疑虑，也可能出现授权决定的形式滥用而导致立法功能危机。所谓的人大全权，是曾经颇为流行并影响至今的关于全国人大宪法地位的一派论说，它认为人大不是依赖于任何法律规定而产生的，其拥有的立法权也非来自宪法授权（超法律机关）。

不过，现代单一制未必是中央集权的代名词，和联邦制通过宪法保障地方自治一样，它完全可以通过立法保障相同程度的地方自主权。但因时间紧迫，无法在春节前完成条例的修改工作，市政府希望市人大常委会支持解决2016年春节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事宜。

该类决定中便没有暂时调整或停止适用法律的授权内容。首先，其他国家机关由人大产生并向它负责的母权型议会模式并不能抹灭人大权力的有限性。

[52]而启动授权军官制度改革试点，是因为这次改革系党中央确定的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8）2016年《关于授权国务院在河北省邯郸市等12个试点城市行政区域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有关规定的决定》。[11]当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已达19项之多，[12]其中2015年《立法法》修订前有5项决定，在此之后则多达14项。另外，如果人大将改革试点具体办法授权某责任机关牵头研究制定，[71]则该类责任机关在拟定具体办法时也要遵循比例原则。

而后应满足真实、客观、及时的要求，并通过授权决定程序的正当化予以实现。自2015年具有明确的立法依据以来，人大授权改革试点经过了多年实践积累经验，而且实践中的授权者通过作出较佳的改革试点个案，为正式修法提供了重要参考。

虽然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不可修改的宪法内容，但承认修宪权的宪法限制渐成共识。立法者在识别现实利益的基础上，比较、权衡各类利益。

中国的共和制形式并非西方国家分权制衡型共和政体的照搬挪用，而是承继并发展于苏维埃模式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共和政体。立足于此，随后将诉诸中国成文宪法的权力结构，通过体系化、融贯的思考重新寻定改革试点授权者的规范基础，描画其宪法权力属性。